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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正式的法在形式上至少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不同的监督主体，监督种类大致可以分为：立法机构的监督、司法机构的监督、行政机构的监督、政党的监督等等[31]。本文所探讨的监督便是后者这种狭义的概念。

对传统监督制度进行改造，关键就是在根本目的上，改变传统思想，以现代分权理论和宪政制度为依托：藉由宪法，规范各种国家权力的性质，正确划分各种权力所归属的国家机构。而传统监督思想是为了加强对权力体系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巩固一元化的君权——两者可谓南辕北辙。[15] 张荣林：《中国宪法上的监察权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一二九种）1968年台北，第188页。究其原因，除了分权制衡的基础稳固之外，良好的程序设计也使得弹劾维持着确定性，不至于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动。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大致可将其中差异归结为两项内容，即权力关系结构与权力运行程序。

明清时，随着专制的加强，监督的制度更加严密、机构更加复杂、而独立性则逐渐削弱：明代将御史台扩展为都察院，在一般都察御史之上增设总督和巡抚总揽地方监督。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传统监督制度的这种实效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这种实效即使在人治的传统政治中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遑论法治社会的要求了。[3][英]艾耶尔等：《哲学中的革命》，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页。

在他看来，每一个符号只能表现出它仅有的一个意义，如果已表现了其中一个意义就不能再表现出其他事宜，否则将使得这些含义混乱，这也是造成混乱的根源。哈特从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法律语言的中性化、法律中抽象术语的释义法等三个方面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的法律语言观。西方学术界对哈特的法哲学思想评价甚高，认为哈特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这个因素固然应该考虑，但更主要的是他对于边沁和奥斯丁的法律语言精确性要求的推崇有关，他曾在《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一书中强调：然而，在第三篇文章中我主要的关注在于捍卫如边沁和奥斯丁那样的一种明智的主张，也即实然法（law as it is）与道德上的应然法（law as morally it ought to be）之间的区分。

罗素主张的逻辑是原子主义的，是原子式的，认为有许多独立的事物与我们的常识和信念一样。而限定摹状词是具有那个如此这般的某某（The so－and－so）形式的短语，例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走进房间的这个人等等。

因此，逻辑的形态与实在的形式是密不可分的。正如D·皮尔士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在本世纪20年代成了罗素的学生，接受了罗素的这些思想，而最后，又比罗素所做得更彻底，更全面地批评和抛弃了这些思想。二、哈特对前人法律语言观的继受 语言分析方法不仅在其他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法学领域同样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在这方面，边沁、奥斯丁作出了卓越的努力，并为哈特所继受。罗素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摹状理论（有的又称为摹述理论）。

他以实证主义的姿态、自由主义的立场、分析哲学的旗帜和道德哲学家的情怀，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7]在他看来，这些法律词汇与其现实中的对应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日常用语就不一样了，绝大部分在现实中都直接联系的对应物，而且在定义日常用语时，也会指涉到它们。因为在每个游戏中都有属于他们自我的生活形态与形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具有共性，既然我们生活的充满了游戏，所以我们就必须生活在每个游戏规则当中。弗雷格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在早期也一直在为数学提供可靠的逻辑基础而努力。

[4]参见李金辉：《罗素分析哲学的逻辑表达式》，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归纳起来说，哈特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又称语言分析哲学），承继的是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日常语言分析方法、边沁的释义法及他们对语言的精确化要求，追求的是法律与道德分界的价值目标，捍卫的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

其次，为了避免法律命令说中用词不准、模棱两可的问题，哈特对法律规则又作了更加细化的分类，他将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又称为初级规则或者义务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又称为次级规则或者授权性规则）。我的最大的野心是永远清除那种或那些‘定义欲，即追求对法律的‘各种定义。

这项工作内容还包含设计一套新的人工符号系统，它要求在排除自然语言修辞的同时专注于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它要比自然语言更严格地遵守逻辑规则，清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规则要求：我们在面对算术的基本概念和推理规则时要用这套新的符号系统来表达。与此相适应，法院或其他司法人员在鉴别法体系的特定规则时，使用没有经过明确表述的承认规则表明这是一种内部观点的证明是同样有效的。[23]前注[17]，[英]H·L·A 哈特书，第9页。[19][英]妮古拉·莱西著：《哈特的一生: 噩梦与美梦》，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他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同一个符号往往可能存有几个意义，这些情况甚至在一些理论著作存在。所以，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它独特的意义，不仅能够描绘出事物的简单事态，还能描绘出事物逻辑性的复杂事态。

哈特认为法律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仅只表达了人们对第一法律规则的接受程度，更多是表现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取向问题，并且还认为使用法律语言与我们平常玩的游戏如板球比赛相类似，板球选手已出局，这类似话语的表述是有效的，其所以有效，是指该说话人以及参与人或观看者都已接受了这种表述与规则。因此，坚持将道德与法律划界，选择语言分析的方式进行，这本身就是哈特等分析法学家们的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们为法治所作的巨大贡献之一。

他一方面强调法律用语的精确性，另一方面钟情于法律语言的世俗性、日常性。在英国人们认为凡是女王议会通过的就是法律……这是外部观察者进行的常用表述的外部陈述，显然这位旁观者只是陈述他人接受法律规则的事实，而这位观察者自己内心接受或者不接受该规则没有表明。

逻辑原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罗素称其为殊相，（比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二是谓词或者关系等。[1]也就是说，哈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独辟蹊径的解读使其成为法伦理学理论阵营中的重要人物。

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方法也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18]参见前注[17]，［英］H·L·A 哈特书，第23页。[20]前注[16]，[英]H·L·A 哈特书，第22页。[16]关于这一点，他在《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的导言中也有提及

[6]25See Roscoe Pound， The Scopeand Purpose of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Harvard Law Review， Vol.25， No.6，1912， pp. 512-513， p.515. [7]参见苏力：《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法学》2003年第8期。最后，需要经验和理论的自洽性。

但是，法律解释本身并不是科学、客观、中立的，会随着解释的目的和条件发生变化。社科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这决定了社科法学必须围绕法治实践展开，为理解中国法治实践展开的宏观背景和社会基础服务，这决定了社科法学的实践性品格。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科法学对法规范和法秩序的态度是中立的，既不认为它是不可动摇的信条，也不认为它理所当然的正义或不正义。与法教义学在不多见的批判立场中采取法律体系的内部标准不同，社科法学的批判标准往往是外部的、非规范性的。

因此，需要追问的是，社科法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研究立场、进路和方法?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法律实践者或学者所需要掌握的方法进路?与将法律规范作为信条的法教义学相比，其必要性和功用何在?目前，社科法学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着墨颇多，对具体研究方法也有不少讨论，但是缺乏系统梳理社科法学的特征、功能、作用、意义、优势等的学术成果。对中国法治实践外部条件的研究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外部条件对中国法治提出了什么要求，如现代化背景给了中国法治以推动社会变迁的任务;二是外部条件为中国法治提供了何种资源条件或约束，如技术水平和财政能力限制了先进法律制度的应用。四、结语 当前，中国主流的法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未能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和经验素材，缺乏对法治实践状况的深刻洞察，也缺乏对法律问题与其他社会现象勾连关系的关注。这些研究虽然视角不同，但是其研究对象都具有经验性。

人们常常能够通过生活经验或直觉准确判断某一条件或因素导致了某种效果，但并不知晓到底是如何导致结果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发现作为中间变量的结果/原因。观察判断模式必然强调研究者的经验质感，即广泛接触社会现实和经验现象后对研究领域的事物和现象予以总体把握并在现象之间发现关联的能力。

二是社会内生的秩序机制，如农地承包权制度实施前农村土地相关的秩序实践，乡村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由于社科法学本身是不同研究进路的统称而不同研究进路的标准有所差异，因此社科法学评判法规范和法秩序的标准也是多元的，或者说，社科法学并没有评判法规范和法秩序的统一标准。

法教义学视野中的法现象是一种以规范现象之身份出现的法，它设定人们应当如何行为与交往的标准。两者并不矛盾，相反，意义互动恰恰是社会因果机制的特点。